阿根廷金融体制,阿根廷的金融危机

访客2023年03月31日 17:2600

大家好，我是锦锦，关于阿根廷金融体制，以及阿根廷的金融危机相关的一些知识点可能大家还太了解，锦锦给大家总结了一些相关知识点，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本文目录一览：

1、关于阿根廷金融危机?
2、阿根廷经济怎么了？
3、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是什么？
4、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前前后后索罗斯所做的一切
5、当今世界各国的金融体系

关于阿根廷金融危机?

A、阿根廷金融危机的由来及前景

1982年拉美国家债务危机的悲剧如今在阿根廷又一次重演。作为拉美第三大经济实体的阿根廷自1970年以来已经发生8次货币危机。2001年初以来，阿金融形势不断恶化，数次出现金融动荡，7月份危机终于爆发。证券股票一路狂跌，反映一个国家信贷风险度的国家风险指数狂升不止，资金大量外逃，国际储备和银行储备不断下降，同时，政府财政形势极端恶化，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

一、危机的过程

2001年7月，由于阿根廷经济持续衰退，税收下降，政府财政赤字居高不下，面临丧失对外支付能力的危险，酝酿已久的债务危机终于一触即发，短短一个星期内证券市场连续大幅下挫，梅尔瓦指数与公债价格屡创新低，国家风险指数一度上升到1600点以上，国内商业银行为寻求自保，纷纷抬高贷款利率，其甚至达到250%～350%。 ①几天来，各商业银行实际上停止了信贷业务，布宜诺斯艾利斯各兑换所也基本停止了美元的出售。8月份阿外汇储备与银行存款开始严重下降，外汇储备由年初的300亿美元下降到不足200亿美元。危机爆发后短短几个星期内，阿根廷人已从银行提走了大约80亿美元的存款，占阿根廷私人存款的11%。 ②11月份阿根廷股市再次暴跌，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更是达到250%～300%的天文数字。受此影响，纽约摩根银行评定的阿国家风险指数曾一度突破2500点。12月，阿实施限制取款和外汇出境的紧急措施，金融和商业市场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并进一步削减公共支出，加大税收力度。同时，阿政府与IMF有关12亿美元贷款到位的谈判陷入僵局。有关阿陷入债务支付困境和货币贬值的谣言四起，银行存款继续流失。2002年1月3日，阿没有按时偿付一笔2800万美元的债务，正式开始拖欠该国高达1410亿美元的债务。1月6日，阿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阿新政府提交的经济改革法案，为放弃执行了11年之久的联系汇率制和比索贬值开了绿灯。此后，在国会的授权下，阿终于宣布放弃了比索与美元1∶1挂钩的货币汇率制，阿比索贬值40%。目前，由杜阿尔德总统领导的新政府正号召全国团结起来，积极配合国际经济组织，寻求国外援助，尽快摆脱经济崩溃的厄运。但阿政府面临的经济和社会形势依然不容乐观，新经济措施的实施仍然面临严峻的挑战。

二、危机的影响

尽管阿目前的债务危机没有如1982年墨西哥债务危机那样迅速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引发国际性的经济危机，但其影响是巨大的。

首先，政府和银行信用降至最低。阿目前政府外债已达1322亿美元，其中946亿美元为政府债务，其余为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并且财政赤字居高不下，仅2001年上半年财政赤字就接近50亿美元，由于一再突破国际货币组织规定的财政赤字指标，其与各国借款银行及货币基金组织的借款谈判举步艰难。与此同时，阿银行面临挤兑危机，各大银行门前纷纷出现排队提款的现象，于是政府不得不实施金融监管，直到目前下令冻结个人存款，甚至出动警察搜查外资银行，防止大量资金的外逃。

其次，债券市场大幅波动。梅尔瓦股票指数几经反复，政府公债价格一路下跌，在纽约上市的布雷迪债券价格也遭受相同命运，银行贷款利率更是成百倍的上涨。再次，波及周边国与债权国。首当其冲的是阿根廷邻国，巴西及智利货币兑换美元迭创新低，尽管巴西央行曾入市干预，但是其货币雷阿尔仍大幅贬值。阿放弃比索与美元1∶1汇率而将比索贬至40%，立即在巴拉圭和乌拉圭等国产生了连锁反应，这两个国家目前已相继宣布货币贬值，以减少阿比索贬值后阿商品的竞争冲击。与此同时，欧洲、中东及非洲等地新型债券、货币及股票市场，在波兰货币兹罗提及南非货币兰特的带动下全面大跌。

最后，引发社会动荡。阿债务危机爆发后，阿政府数易总统及经济部长，经济政策也屡屡调

整，但成效不大。政府先后采取的提高税收，削减公有机构员工工资和补贴，冻结个人存款

等极端措施，遭到民众的强烈反抗，骚乱时有发生。

B、关于阿根廷金融危机的分析与思考

众所周知 , 阿根廷于 2001 年至 2002 年爆发了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 , 并同步发生财政危机、企业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体制危机。对此, 阿根廷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 努力走出危机阴云, 使 GDP 逐季增长 , 增幅超过 0.5%,2002 年第四季度曾高达 2.0%,2003 年 GDP 估计增长 6%, 2004 年预计增长 5% 。财政经常性账户从 2002 年 5 月起出现盈余, 收支逐月增加。

一年多来, 阿根廷政府为化解金融危机, 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 在金融危机初期 , 被迫采取了两项措施 : 一是通过《公共紧急状态和汇率体制改革法》 , 赋予新总统几乎不受限制的经济权力以应对危机。冻结银行存款和对美元存款按 121.4 的汇率强制比索化。二是通过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援助、“倒账”( 即暂时停止支付到期外债本息 )末日与国际金融机构等国际机构债权人进行债务重组谈判等形式, 获取贷款援助, 减轻和延缓债务偿还负担。

金融危机之后 , 采取四项措施 : 一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谈判要求下 , 在 2004 年前先确定一个货币发行控制在 30% 的增幅内、通货膨胀 5% 的涨幅内的货币政策目标 , 然后从 2004 年 1 月 1 日起 , 根据通货膨胀预期确定保持稳定的浮动汇率制。二是努力恢复人们对银行的信心。危机发生时 , 全国银行由 90 多家减少到 50 多家 , 员工收入水平也下降一半 , 冻结存款和强制比索化等措施对储户伤害较多 ( 比索存款贬值 2/3以上 ), 人们不愿也不敢向银行存款。危机之后 , 政府向人们发出恢复对银行信心的号召时 , 人们响应了政府的号召 , 储蓄很快回升 ,2003 年 6 月已达 6472 万比索 , 较最低的 2002 年 7 月的 54 包 0 万比索增加 992 万 , 月均增长 1.7% 。三是鼓励银行向私营部门增加贷款 , 根本改变危机前要求银行过多向公共部门增加贷款的做法 , 促进经济恢复。四是严格限制美元汇出和商品进口 , 鼓励农产品出口 , 吸引国外游客来阿旅游 , 以增加经常性账户盈余。四是在改革税制、加强征管的同时 , 努力控制财政支出 , 实现财政收支平衡或盈余。

阿根廷金融危机成因的分析

( 一 ) 僵硬的货币局制度使本币价值被严重高估, 削弱了阿经济竞争力。问根廷之所以在 1991年选择与美元挂钩的货币局制度 , 即货币发行量以国际储备为基础。 1991 年之前常用发行钞票的办法弥补财政赤字, 加上其他因素 , 致使通货膨胀长期居高不下 ,1989 年曾高达 49% 。 1991 年采取货币局制度后 , 通胀很快得到控制, 1994 年消费品价格仅增长 3.9% 。但在注重控制通胀的同时 , 没有注意美元的走向 , 使得比索也随之被逐步高估, 商品进口便宜 , 出口较贵 , 进而逐步削弱了阿根廷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 经常性收支长期处于赤字状态 , 国际储备逐步减少 , 实行货币局制度的基础也就薄弱起来。

( 二 ) 金融监管过于简单化、行政化。阿是全面实行金融自由化的国家 , 银行不仅私有化 , 而且为外资控制 ,10 大私有银行中 ,7 家为外资独资 ,2 家为外资控股, 外资控制了商业银行总资产的近 70%, 资本也是自由流动的。在危机发生之前 , 一些引致危机的因素已经发生了量变, 大量的外资抽逃, 但政府缺乏金融风险预警体系, 金融监管不力 , 以致没有做好应有的防范。危机发生后, 政府仓促行动 , 采取了一些过于简单化、行政化的措施, 如限制居民提取存款, 控制资本流动 , 暂时停止支付到期外债, 大幅度削弱工资和养老金等, 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反而激化了矛盾 , 加剧了危机。

( 三 ) 国家财政支出难以控制 , 收支状况逐步恶化。阿根廷公务员队伍庞大 , 公务员工资高、福利好 , 财政支出居高不下。阿全国人口 3600 万 , 其中公务员 200 万。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 , 尽管政府曾通过发行货币的方式弥补收支缺口 , 但经济基础还比较好 , 税收是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实行货币局制度后 , 政府很快找到了一个很好的、重要的替代收入来源 , 即在 1990-1995 年通过对 123 家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获取了 184.5 亿美元的收入。 1996 年以后 , 这笔收入就锐减了 , 而阿根廷梅内姆总统为了第三次连任 , 中央政府支出不仅不能减 , 而且还要继续增加 , 对地方政府不愿也难以进行控制和约束 , 这使各级财政收支状况逐年变化 , 不得不通过举债为继。

( 四 ) 沉重的债务负担使政府不得不“倒账”。各级政府为了弥补公共财政收支缺口 , 大量举借外债 , 中央政府债务从 1996 年的 900 亿美元急速上升到 2001 年的 1550 亿美元 , 占 GDP 的比例超过40% 。按照国际通行的60% 的警戒线 , 这一比重并不算高 , 但主要问题是阿根廷是发展中国家, 债务结构不合理 , 还本付息期限集中在 2001-2004 年 , 且利率较高 , 加重了债务负担。同时地方政府债务也较多, 因为阿宪法规定 , 省政府不必经中央政府批准只须省议会批准就可自行举债。这样, 阿根廷各省就直接在国内外举债和发行代币券 ( 即准货币发行 ) 。当借新债还旧债的链条断裂时, 债务危机也就爆发了, 阿政府不得不宣告暂时停止支付到期本息。金融危机后 , 中央政府为进行债务重组 , 加强外债管理 , 统一接管了地方政府主权外债。

( 五 ) 脆弱的财政经济基础抵挡不了外部环境冲击。近年来, 由于阿根廷经济不景气 , 进出口能力大幅下降, 在阿的外商投资企业和银行赢利能力下降, 加上比索价值高估, 大量外资抽逃, 吸引外资的难度加大 , 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蔓延和冲击下, 阿根廷也就不可避免了。

( 六)国内政局不稳是果也是因。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阿军政府实施“还政于民”的策略以来 , 政治民主化不断发展 , 党派之争也日趋激烈 , 出现经济问题政治化倾向。执政党欲推行的一些经济政策受到很大掣肘 , 难以落实 , 不仅中央政府债务管理失控 , 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也失控。由于国内问题的累积 , 政府高层也产生了矛盾 , 过于简单化、行政化应对危机的措施使民众对政府大为不满 , 导致政权频繁更迭 ,12 天之内换了五位总统 , 炙手可热的总统宝座一时成了烫手的山芋。政治危机又使金融危机的危害性加重。

阿根廷金融危机留给我们的思考

( 一 ) 金融稳定对经济、社会和政治稳定至关重要。在现代经济社会中 , 金融一活全盘皆活 , 金融一乱全盘皆乱。拉丁美洲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社会动荡和政权更迭已经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 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的我国 , 金融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 , 维护金融稳定对于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 顺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 , 我们应该进一步提高认识 , 保持警惕 , 未雨绸缪 , 标本兼治 , 确保金融稳健、高效运行。

( 二 ) 不断增强民族经济竞争力是实现金融

稳定的重要基础。 1997 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从我国东南边国家蔓延到俄罗斯和拉美 , 我国安然无恙 , 主要原因有二 : 一是实行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并重的外资引进战略 , 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 , 形成了强大的外汇储备；二是在因周边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外需不振的情况下 , 及时启动了扩大内需的政策 , 迅速收到成效, 不仅通过扩大内需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而且通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增加企业技改投资等方俨式 , 强身健体 , 增强了发展后劲。

( 三 ) 切实管好政府债务 , 特别是主权外债

是实现金融稳定的重要内容。大力吸引外资 , 有利于缓解国内资金的短缺 , 促进本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 但借债是要还本付息的 , 因此借债要考虑项目的使用效益和偿还能力。阿根廷的教训告诉我们 , 政府举债规模必须有所控制 , 举债权限必须集中到中央政府。尽管我国实行分级财政, 地方也多次呼吁自行举债 , 但我们认为对举债权限问题仍应持相当谨慎的态度 , 避免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 , 避免债券市场出现混乱。中央财政应切实履行统一管理政府主权外债的职责, 相关部门要做好配合工作；政府债务特别是主权外债的结构要合理 , 规模要适当, 必须与政府的偿还能力相适应。在加强政府主权外债管理的同时, 对其他外债也要借鉴国际惯例进行管理和运作。

( 四 ) 健全金融监管体系是实现金融稳定的重要措施。世界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今天 , 汇率成为一个重要的纽带, 成为国家调控的重要工具。阿根廷实行固定汇率制的最大感受就是对控制通货膨胀非常有力 , 但“进去容易 , 出来很难”, 即在一切顺利的情况下没有理由抛弃 , 在困难的情况下抛弃很难 , 一旦抛弃结果很糟。我国现在成功地实行以市场需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 主要因为我国有较多的外汇储备 , 并且只放开经常性项目收支。他国教训和我国经验告诉我们 , 应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 同时在深化金融改革中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金融自由化, 特别是资本项目自由兑换、金融开放化 , 要在完善监管的前提下稳步推进。

( 五 ) 建立稳固、强大的国家财政是实现金融稳定的重要保证。综观世界各国的经验和教训, 金融风险最终要反映和体现到国家财政上来。因此 , 政府在注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同时, 要注意加强财政收支管理 , 壮大财政实力。当前我国财政赤字不断增加 , 面临的各种风险也在累积 , 因此 ,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警惕和防范财政风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 不仅要对中央政府预算内的显性债务 , 而且要对中央政府预算外的显性债务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显性债务 , 进行全口径预算管理 , 还要对公共机构和国有企业的各种欠账、挂账、亏损、不良资产等隐性和或有债务进行有效监控 , 并研究制定各种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的积极措施。

阿根廷金融体制,阿根廷的金融危机

阿根廷经济怎么了？

为了捍卫自从去年12月就承受巨大贬值压力的阿根廷货币比索，阿根廷央行从4月27日到5月4日的8天内，连续三次加息，将基准利率由此前的27.25%升至40%。

目前阿根廷已经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请求资金支持，以帮助遏制比索连续五个月下跌的势头。IMF总裁拉加德8日在华盛顿发表公开声明表示，IMF与阿根廷政府已经开始着手合作，以增强阿根廷的经济，这些举措会在短期内施行。

20世纪初，阿经济总量曾位居世界前十名，如今的阿根廷经济到底怎么了？

比索内忧外患

自去年12月，阿根廷比索一直承受贬值压力，比索兑美元汇率累计跌幅一度达到15%以上。

面对比索突然大幅贬值，为了稳定投资者信心和国内居民的情绪，阿根廷央行8天之内连续3次加息：4月27加息300基点，将基准利率由此前的27.25%升至30.25%；5月3日阿根廷央行再次加息300基点，此时的基准利率水平已经到达33.25%；为抑制比索在外汇市场上的颓势，到了5月4日，阿根廷央行直接将基准利率调升到40%。

为了配合央行行动，阿根廷政府将今年的财政赤字目标由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2%降到2.7%。至此，比索在外汇市场稍微有了喘息机会。

阿根廷E3工程公司董事长马丁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这次波动是阿根廷央行对市场汇率的调整。

他解释称，2015年底阿根廷总统马克里（Mauricio Macri）上台时，阿根廷上届政府留下28%左右的通胀率，尽管马克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抑制通胀，但收效甚微，因为马克理政府依靠举债和超发货币来解决，实体经济增长较小。在2017年~2018年央行的本币短期债券利率大致为26%~28%，但此间，比索兑美元汇率相对保持了一定的稳定，造成比索汇率滞后和金融机构的套利空间，加之今年4月阿政府开始向境外金融投资者征收5%~15%不等的金融收益税，又受美债利率上升影响，造成4月底和5月初资金获利后大量出场，从而导致上周阿汇率市场的大幅波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史沛然博士向第一财经记者具体分析了比索汇率波动的多重因素。

他认为，从内因看，阿根廷经济在马克里政府执政之后，近年来呈现温和回升的状态。在马克里执政后，放开了前任政府严格的外汇管制，采取了一系列市场化的措施，所以自2016年以来，国际市场对阿根廷的经济普遍呈现乐观态度，这具体表现在比索兑美元汇率相对稳定，以及阿根廷国债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上升。

但是2018年1月，阿根廷央行上调了2018年度的通胀目标，同时，2017年的政府预算执行情况也表明，阿根廷政府减少开支、降低赤字的目标没有达到预期，这对投资者而言，就闻到了风险的气味。

史沛然补充道，如果是其他国家，这两者加在一起，虽然也会引发一些程度的汇率波动，但规模恐怕都难和阿根廷比拟。因为阿根廷在货币贬值问题上，可以说“声名赫赫”，大规模的阿根廷比索的货币危机不只发生过一次。同时，阿根廷的另一个坏名声还在于外汇管控，比如前任总统克里斯蒂娜任期内，阿根廷外汇的自由流动就是个大问题。

外因上，史沛然分析，美元近年来的走强，对于新兴国家而言，就是个巨大的压力。所以内外因加在一起，引发了国际投资者的担忧，市场做出的自然的选择就是抛售比索，换回美元。具有连锁性的是，阿根廷比索一旦开始较大规模的贬值，就很难不让国际市场回忆起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多次比索危机。

他说：“从后果来看，这对刚刚复苏的阿根廷经济而言，毫无疑问是个打击，为了稳定汇率，还能采取的方法就是使用大量外汇储备，而阿根廷的外汇储备一直也很紧缺。因此阿根廷政府现在能采取的有限方式就是通过提高利率，来吸引投资者。”史沛然说。

改革措施引争议

中国拉美学会副秘书长、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唐俊博士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马克里上台后，就放开了汇率管制，当天就出现了比索兑美元汇率高达20%以上的贬值，足见阿根廷国内金融和汇率体制的脆弱。尽管据初步统计，2017年度阿根廷经济出现了小幅增长的迹象，但是马克里的许多改革措施仍引起不小的争议，尤其是削减公共开支，对中下层人民的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民心浮动较大。

当前，阿根廷经济面临的民生问题突出，汽油、电费、燃气费、公共交通等居民日常生活开支数次上涨，国内大多数商品的价格一路攀升，新一轮通胀压力或将来临，阿根廷的经济局势更加复杂。

工作生活在阿根廷的马丁对此也有个人感受。马丁说，感觉阿根廷的商业环境更为开放，有很多的利民工程在实施，但房价和物价也贵了不少。

唐俊曾到阿根廷调研，他的直观感觉就是阿根廷近年来扩大了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给经济注入了一定的活力。但是马克里的改革仍然没有触动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阿根廷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比较严重，较高的劳动成本推高了产品价格和生活成本，而马克里又大幅度削减民生开支，造成中小层人民生活水平较之以前发生重大变化，影响社会凝聚和社会稳定。

深层问题改善需时日

阿根廷GDP总量超过6000亿美元，是拉美地区综合国力较强的国家。

世界银行认为，阿根廷正在经历一场以促进社会包容性，增强与全球经济融合为主要内容的，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转型。

阿根廷有十分丰富的能源和农业等自然资源。在2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阿根廷拥有巨量的富饶的耕地，并有巨大的潜力来发展可再生能源。阿根廷是全球领先的粮食生产商，拥有大规模的农业和畜牧产业。此外，阿根廷在一些制造业分行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创新服务方面，都有重要的机会。

世界银行认为，2015年的总统大选带来了阿根廷经济政策的根本性改变。新政府加速落实关键改革，比如汇率的统一，与国际债权人的协议，促进出口的现代化，减少通货膨胀，以及改革国家统计系统等。

同时，世行认为，阿根廷经济的复苏在持续。阿根廷经济2016年通缩1.8%，在2017年经济实现复苏并实现了2.9%的增速。同时，阿根廷的基本赤字从2016年占GDP的4.3%降低到2017年占GDP的3.8%，但都低于官方的财政目标。阿根廷政府计划到2021年逐步实现达到基本的财政平衡。

唐俊认为，2017年阿根廷经济略有所增长，表明马克里刺激经济增长的多项政策起到了一定的效果。2018年阿根廷政府将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3%左右。2017年马克里访华时表达对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愿望与行动，将会为阿根廷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但是阿根廷经济也面临着许多问题，比如经济结构单一，金融体系脆弱，外债高筑，政府赤字过高等等，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负面因素仍然较多，阿根廷经济增长仍然笼罩着一层不详的阴影。

对于当前阿根廷的经济表现，马丁认为，阿根廷采用央行干预下的半浮动汇率制，阿央行和金融部采取了大幅调整短期利率的措施以稳定汇市，旨在短期内控制局面，从中常期开运行更大的市场弹性和波动幅度，减少类似的波动或更大危机出现的可能性。

“但国民实体经济更深层次的问题，如税负过重，劳工法改革，如何改善投资环境等重要课题的解决尚需时日。”马丁说，“预计今年阿根廷经济仍保持2%增长的预期，通胀率约在25%左右，政府财政赤字稍有降低，贸易保持约300亿美元赤字的水平。”

唐俊还表示，2018年是阿根廷的主场外交年，二十国集团（G20）将在阿根廷举办，马克里政府更想乘机进一步推动改革，预算开支增加，而阿根廷政府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加上连年贸易逆差，银根紧缺，外债高筑，金融系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民众要购入美元黄金以避险，这就造成今年年初以来比索对美元的汇率的贬值幅度达到40%以上（从约17：1到当前25：1），而且还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因此，阿根廷央行不得不采取措施，打响比索保卫战。

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是什么？

低价美元是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上任之初刚上调利率，就引发了信用紧缩危机，致使次贷危机这一专业词汇如雷贯耳。美元的持续疲软使借入美元成了一笔划算的买卖，因为低价美元对于借入美元的债务人有利。

这是一个甜蜜的陷阱，有很多新兴市场国家一脚踩入这一陷阱，迎来金融危机的动荡。

幸亏我国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债务美元化现象，并且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新年伊始就大幅扩大，被视为汇率市场化的一个好兆头。笔者支持央行的举措，不同的时期应施行不同的货币政策，一味实行固定汇率制不是什么好事，这不仅意味着货币政策主权的丧失，也意味着货币政策无法根据经济变化及时调整，被美元牵着鼻子团团转。

美联储改变利率政策，改变的是人们对于投资收益的预期，以及按照原有利率所进行的风险投资方式，简言之，金融环境发生了改变，那些金融投资的基础数据发生了变化，导致脆弱的生态链发生断裂。如此美国次贷危机波及世界，欧洲、日本等国央行纷纷注入巨额流动性拯救美元，以防世界经济被美元拖垮。

在次贷危机之前，几次在新兴市场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都与美元利率与汇率的上升密切相关，几乎所有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美元均难辞其咎。美国利率政策的调整、美元的突然由软转强，成为墨西哥、阿根廷等国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不要以为这些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宏观经济一塌糊涂，实际上，在危机发生前，这些国家的内部改革已经颇见成效。

如墨西哥1994年至1995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宏观经济非常稳定，惟一不如人意的是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7.2%。危机的导火索是美联储提高美元利率，美元走向强势。墨西哥开放了资本账户，在美元疲软的情况下本国债务美元化现象蔓延。在危机之前，墨西哥的美元债券数量是1500亿比索，但危机之后，由于比索贬值等因素，墨西哥偿还了3000亿比索，占GDP的10%。

相比墨西哥，阿根廷更为不幸。阿根廷虽然以极大的创新精神创造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银行监管体系，提出了比巴塞尔准则更严厉的资本充足率要求，但仍然没有能够躲过金融危机的劫难。在看到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之后，阿根廷政府着手对金融体制进行改造，其银行监管、私有化、产权保护做得如此之出色，1998年被世界银行排在新加坡之后列为新兴国家监管质量第二位。

致命的魔咒还是来自于债务美元化，资本项目开放、固定汇率制度与低价美元的引诱使得政府与银行、企业全都乐于借入美元债务，尤其是利率不高的短期债务，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与韩国危机之前的一幕在阿根廷上演，银行与政府借入美元，发放给本国企业与消费者，以赚取差价。阿根廷非贸易部门的美元贷款超过了75%。

1997年美元的升值给了阿根廷致命一击，到1999年，美元升值15%，借入美元者不堪重负，为了维持1：1的固定汇率，阿根廷比索不得不随美元升值，与此同时相邻的大国巴西雷亚尔大幅贬值三分之一，阿根廷的出口产品溃不成军，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使流入阿根廷的国际资金进一步减少。剩下来的问题就简单了，所有的投资者都知道，阿根廷比索被高估，狩猎的时间到了。

所有发生金融危机的新兴市场国家几乎有同样的弊端，如放松金融借款、关联交易众多或者宏观经济政策失衡等，但不顾自身的经济发展开放资本项目，贪恋低价美元的美味大量借入美元债券造成资产负债表隐形风险大增。等到国际投资者敏感地捕捉到美元升值的大好时机，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噩梦就开始了。

对此甜蜜的陷阱，除非有金融工具对冲风险，否则最好绕道而行。不是金刚钻，别揽瓷器活。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前前后后索罗斯所做的一切

1992年9月16日，金融家乔治 ? 索罗斯挑战英国政府，打赌英镑对德国马克及其他欧洲货币的汇率偏高，历史上一场赌注最大的赌博游戏由此展开。

在投入了100亿美元之后，索罗斯胜出，英镑被迫贬值，而索罗斯则从中赚取了9.5亿美元。

至今索罗斯仍以“能够击败英格兰银行的人”而闻名于世，然而他那次行动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一人一事的范围。在此之前，人们都认为世界各大中央银行的储备足以抵御货币价值的任何波动。然而索罗斯却证明，日常货币交易的强度和数量已经远远超过各国中央银行的储备。实际上，这种力量对比从有利于政府向有利于个人金融市场的转化，早在1986年就发生了，并且在1998年达到了顶峰。

没有哪里的变化会比世界金融市场上的变化更富戏剧性。曾经由银行（经常还有政府）主导的那种封闭的、严密控制的金融体系，已经被资本跨境自由流动所取代，规模更大、一体化程度更高的全球市场取代了封闭的国内市场，人们所熟悉的按照地域划分的市场和产业结构也处于不断变化中。英格兰银行领悟到，决策权已不再把握在少数人手中，而是由成千上万个企业及投资者所掌握，尤其是大型机构投资者。市场经常是由索罗斯这样的特立独行者所引导，在奖励优胜者的同时，无情地淘汰失败者。

虽然这一新的金融格局带来诸多好处，但我们更要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众多“新兴市场”国家已向全球资本开放了金融体系，而且几乎无一例外地是在必要的市场基础设施和标准尚未具备的情况下实行开放的。银行监管、会计和治理及法律保护等方面的发展均不充分，难以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结果，金融危机随之而来。

一、概说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的定义。金融危机被公认为难以定义，如果仅以现象和观点看，其开端和终结也是难以准确认定的。世界银行官员在一份报告中将金融危机定义为：迫使银行体系遭受重大损失甚至消除的金融事件。我们认为，危机涵盖了两方面基本内容：其一，涉及金融方面，对银行流动性、支付系统与偿付能力的沉重打击而导致的金融衰弱是金融危机的显著特点；其二，恐慌呼啸而来，存款人和投资人的信心急转直下，不仅使银行体系的形势更加严峻，也加剧了实体经济中的问题，进而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金融危机正在频频爆发。1970年代，危机表现为拉美债务危机，对拉美的银行造成了冲击；1980年代早期，智利和摩洛哥遭遇金融危机；1980年代末，美国储蓄与贷款协会（SL）遭受金融危机的打击；90年代初，危机登陆瑞典、芬兰、挪威以及大多数转型中的社会主义经济体；1994年至1995年，危机席卷委内瑞拉、巴西和墨西哥；1997年，泰国、印度尼西亚以及其他多个亚洲国家也爆发危机；1998年，俄罗斯拖欠债务引发震荡，影响之广甚至波及到遥远的巴西。

在过去的20年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的次数有增无减，而近10年间这一趋势更加猛烈。据世界银行统计，20世纪80年代共发生了45起系统性的重大银行危机。到了90年代，重大银行危机增至63起，增幅超过60%。此外，新兴市场经济体危机发生次数的激增更是为这一趋势火上浇油，这在拉美、亚洲及正从国营经济向市场为导向的金融体制转型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尤为严峻。

我们目睹了危机中的众生相。在厄瓜多尔和阿根廷，中产阶级储户为了提取他们一生的积蓄，徒劳地敲打着银行的大门，而银行却因遭到全国性流动危机的打击而关门歇业。2002年的阿根廷，不仅金融系统崩溃，其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也全面瓦解。在印尼，我们亲眼目睹了店主们在雅加达街头暴乱中苦苦挽救自己的生意。在韩国和日本，我们眼见兢兢业业的员工被失业的威胁压弯了腰，关于自杀事件的新闻报道不绝于耳。

按照常理，金融危机会在几年后逐渐平息：政府出手挽救有偿还能力的银行，将破产银行清盘，存款人得到担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会提供短期贷款。按照常理，危机造成的直接损失指的是正在发生的新增成本，但实际上并非经常如此。更为准确的解释应该是把损失当成“沉入”成本，并把所谓的直接损失看作在银行危机中纳税人对存款人的转移支付。从这一角度来看，危机就是政府在全体公民之间分配损失的过程。然而，对于外部观察者而言，形势已经趋于正常，报纸上有关危机的大字标题也逐渐消失，或者至少从头版退到了商务版。有三分之一的危机是这样发生和收场的。

金融危机的代价。危机对各经济体而言均意味着巨额损失，因为挽救金融系统要付出直接成本（即纳税人为存款人的存款安全提供担保和为银行系统注入资本金），而增长受挫还会造成更为重大的代价。在瑞典和美国，危机给纳税人造成的损失，大约相当于该国GDP的4%-5%。而在墨西哥，相应成本接近750亿美元，约相当于GDP的20%。

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上升至30%-40%，甚至更高。在韩国，据英格兰银行研究，韩国政府已直接投入1250亿美元用于稳定金融体系，约为该国GDP的35%，1981年的智利和1997年的泰国为42%，1980年的阿根廷和1999年的印尼则达到50%以上。英格兰银行的研究显示：过去25年间，银行危机所造成的损失平均相当于GDP的15%-25%。

在亚洲，潜在的损失十分惊人。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Ernst Young）2001年估算，亚洲地区不良贷款总额在危机发生后的短短2年时间里便增长了约1/3，高达2万亿美元。

还有更加重要又鲜有人论及的代价，即机会和增长的损失。这些代价是随着现金流枯竭、贷款停发、存款交易冻结、不动产价格剧烈动荡而出现的。例如，韩国因为危机所丧失的经济增长机会约相当于其GDP的17%，这一比例在墨西哥约为10%，在瑞典则为5%。

逐步扩大的风险。金融危机通常旷日持久，过去20年间，半数以上的金融危机持续了4年以上。截至2002年，牙买加在金融危机中苦熬了8年，而那一年也正是印度尼西亚深陷危机的第5个年头。1998年金融危机和货币贬值后，俄罗斯的银行在4年后才有能力再次发行国际债券。在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由于缺乏解决危机的政治意志，危机久拖不决。

有些金融危机则周期性地爆发。1994年，土耳其因不均衡的自由化、巨额财政赤字及对未对冲的短期外币贷款的依赖引发了危机。其中央银行和财政部态度犹豫不决，平息事态的措施力度不够，无法解决其经济和银行系统存在的深层问题，甚至是在掩盖问题。结果到2001年，区区一家中等规模的德米尔银行（Demirbank）倒闭，就引发了危机卷土重来。直到2002年初，土耳其为了争取达到欧盟的入盟要求，才开始处理其银行系统的结构性问题。

对股东和社会来说，金融危机堪称重大事件，决不能放任不管。更为严重的是，危机常蔓延过政治边界，一些附带效应逐渐显现，比如在其他一些未料想到的国家会出现较高的风险溢价，而且政府最终也可能倒台——近年来，在印度尼西亚、厄瓜多尔、俄罗斯和阿根廷，危机就引发了政府倒台。

最近几年的新问题是，一个国家的危机经常毫不留情地波及其他市场。1998年8月俄罗斯出现债务违约后，全球几乎每个债券市场的债券收益率均大幅上涨，结果导致巴西的公司被迫支付比以前高出1300个基点的利率。同时在美国，新设立的公司发现，无论利率开出多高都无法发行债券。

二、解析爆发原因

是什么原因促使金融危机的发生越来越频繁，影响也更为广泛？答案很简单。我们知道，运行不佳的市场能够滋生出危机，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真切。回顾过去，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向外资流开放的时机不够成熟，无法有效质询和监督管理层。而国外投资者则不这么认为，他们把钱撒向这些国家，指望获取高额回报。结果是，这些资本流产生了问题：宏观经济政策越“利好”，资本涌入量就越大，导致了宏观经济游刃有余，微观经济却不堪重负，困境重重。

金融市场正在进入新时代。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60年代末，政府管制、资本缺乏流动性、标准不统一和技术限制在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构筑起了地域壁垒。经济主要是在各国境内运行，国家间交换的主要形式是货物贸易和贸易融资所需的货币。由于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应和汇率，战后还未发生过全面金融危机，特别是蔓延到其他国家市场上的危机。即使出现问题，通常都仅限于个别银行，而且多是因为贷款不够审慎而导致的。

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所有这一切开始发生变化。北美、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采取浮动汇率制，开始开放资本项目，允许跨国金融投资，并放松了对本国金融机构的管制。1970至1980年代，跨境资本流动稳步增长，但主要局限于各工业化经济体。1989年柏林墙倒塌，标志着金融市场的新时代的开始。国家丧失对利率和汇率的管制权，数字通信的飞速进步带来了真正的全球化，新兴市场和前苏联集团的转型经济体也加入了金融自由化的行列，且一般都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明确支持。资本流动迅速涌向全球各地，深入各个偏僻角落。

跨境资本流动的激增生动地显示出这一变化。1980年，跨境股票(相关:理财财经)和债券的年交易总额只有区区515亿美元，到200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8万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0%。与此同时，跨境银行贷款也从4165亿美元增长到近1.8万亿美元。在国外证券(相关:理财财经)交易所发行股票的公司数从1990年的242家发展到2000年的2070家以上，同期筹资额也从160亿美元增长到3160亿美元，约增长了20倍。

新兴市场与全球资本市场联系起来。新兴市场向海外投资者打开大门以吸引外资潮，始于1980年代的拉丁美洲，并在1990年代日渐兴起。这给金融危机创造了条件，因为这些国家没有必要的市场基础设施和保障措施。更糟的是，在新兴市场金融系统占支配地位的是银行，而不是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在美国，银行只向私人部门提供其所需外部资金的25%，其余则由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提供。而在亚洲、东欧、非洲以及南美的市场中，这一比例通常是颠倒过来的。资本市场在这些国家的发展不充分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

从金融体系稳定性的角度来看，银行业存在内在风险性。它吸收短期存款，但提供浮动汇率和固定利率的长期贷款。在许多新兴市场中，当银行以短期借款和外币借款形式吸纳资金，而后对外提供长期本币贷款的时候，将会出现资产和负债期限错配，以及货币错配的问题。银行的企业客户有时为追求较低的利率而甘冒货币风险，后来往往会后悔不迭。

由于银行承担着每一个借款人的全部违约风险，因此是在集中风险，而非分散风险。1980年代，当新兴经济体欠发达的、脆弱的金融体系融入全球金融体系后，全球金融体系的架构就发生了变化，并产生了双向风险：新兴市场要立即应付来自世界金融中心强大力量的挑战；而发达市场的金融体系则不得不应对和消化此举带来的更大的波动性。

银行贷款过热引发波动。毋庸置疑，国际资本流动确实波动性强，是诱发众多金融危机的因素之一。但令人惊异的是，一直以来，外国银行贷款比跨境股票债券投资的波动还大。例如，1996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的5个国家共接受了478亿美元的外国银行贷款，而1997年危机发生后，这一资金流入变成了299亿美元的资金流出，一入一出相差750亿美元。一年以后在俄罗斯，外国银行贷款再次成为逃离最快的资金。1990年代晚期，外资银行贷款总额的年变化幅度远远大于债券和股票资金流的变化幅度，因此具有更大的波动性。

很多人以为银行贷款是长期专项贷款，不可能突然撤走，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债券和股票市场主要通过价格而不是数量来适应变化的市场条件，当危机发生，为避免损失立即化为现实，投资者不可能大举抛售。但银行贷款则不同，它不具有流动性，且利润固定，因此银行通过贷款数量而不是价格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状况。当问题出现苗头时，银行只要减少贷款就能够避免出现贷款违约，因此每家都巴不得第一个撤走，这种一致的行为更加大了波动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越是在情况最糟糕的时候，银行越是大力贷款给新兴市场，以获取潜在高回报。面对本国堆积如山的坏帐和极低的总体回报率，日本的银行成为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最大贷款人，截止到1997年6月的贷款总额已达到972亿美元。但同时，外资银行贷款又对潜在的损失高度敏感，当危机刚刚发生，就大量抽走资金，1997年6-12月，东南亚的贷款总额大约下降175亿美元，其中有105亿美元是由日本银行抽走的。当一个国家像泰国那样在仅仅3个月内便有81亿美元资金抽逃时，当地本来就不够稳健的金融机构便出现崩溃，银行和企业大面积倒闭。

发生整体性风险的可能性增大。当今金融市场不稳定性的根源，还包括大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日益密切的联系，表现为回购协议和贷款担保。以俄罗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为例。在连续几年获得惊人的回报率（1995年和1996年均超过40%）后，它的对冲基金增加48亿美元，其中包括来自基金16位合伙人的19亿美元。LTCM以此为担保向银行借款，加大在市场上的赌注。到1998年夏，金融交易账面金额估计高达1000亿美元。但俄罗斯出现债务违约后，各大债券市场的债券收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LTCM开始缺少补交准备金的资金，并且很可能会被迫中途平仓。

面对LTCM将被迫抛售的可能性，它的主要贷款人和投资者开始焦头烂额，这其中包括不少大型国际投资银行。除了巨额损失外，他们还担心LTCM的平仓会使更多的资本市场陷入低迷。为此一批联邦储备委员会官员利用私人资金的解决方案，对LTCM加大资金投入，取得控股权。这样，LTCM的危局靠私人部门的力量得以化解，避免了更为糟糕的后果。但从这个事例中可以看出，由于市场和其主力参与者之间联系日益复杂，个体主力参与者的倒闭可能会给远在其他地区的参与者造成潜在的系统性风险。

三、危机的发展进程

通过对众多案例的观察和分析，我们发现，金融危机在各国的发展进程惊人地相似，大多为同一模式，即发端于实体部门的薄弱环节；银行贷款投向错误使问题更为严重；监管体系失效使危机进一步蔓延；宏观经济政策和外来冲击引发危机。

以泰国为例。早在1992年，泰国实体部门就已经业绩欠佳了。随着泰国实行金融体系自由化，使国内投资者可以获得海外资金，引发危机的因素开始形成。这个过程中，政府让泰铢钉住美元，刺激了外国银行向该国投放大量短期贷款，造成经济过热。由于当时基本不存在贬值风险，泰国的金融机构轻率地大举借入美元、发放泰铢贷款，没有防范货币错配问题。这些贷款很多进入了房地产领域（这是经济泡沫另一个常见的特点，由此导致经济最终崩溃并发生危机），不久房地产价值迅速上升，由于监管松懈且缺乏必要的信贷技能，金融机构将高估的房地产价值作为新发贷款的依据，股市也在国内外投资者的合理推动下扶摇直上，国内外投资者都忽略了企业已经出现问题这一明显的信号。然而，对泰国经济的信心正在悄然丧失。1997年春，投资者开始撤走资金，随后银行挤兑耗尽了中央银行的货币储备，随着政府在7月对泰铢实行浮动汇率，风暴正式袭来。

瑞典的危机与此类似。1985年，瑞典告别了银行业严格监管的历史，对金融部门放松了管制。贷款限制的取消引发国内外银行大举放贷，其中很大一部分直接进入了房地产领域。不久房地产价格猛涨。1989年，瑞典解除对资金的限制，允许国民投资海外资产。很多人在国外购置了房产，以较低利率借入外币。随着这个问题逐渐严重，瑞典经济也受到日益上升的贸易赤字的不良影响，部分原因是实际汇率上升。此外，政府钉住汇率的政策也鼓励贷款人发放未经对冲的外币贷款。由于钉住的货币掩盖了真实的汇率风险，因此借贷人获得看似“便宜的”外币贷款，却很少考虑瑞典克朗也会贬值。1992年，为了在动荡的国际局势中维护汇率，政府实行了一套新的税收制度以鼓励储蓄，并推出了更为紧缩的货币政策。这些措施导致通涨水平急剧下降，税后实际利率大幅飙升，结果房地产市场暴跌，造成大量不良贷款。到1993年初，瑞典克朗贬值25%，外国资金纷纷逃离瑞典。

墨西哥的案例则更加典型。1989年，墨西哥开始经济改革进程，金融部门实行了自由化，并向外国竞相开放，18家国有银行实行私有化。银行的新任所有人，包括许多经验不够丰富的，支付了很高的价格：平均达到账面价值的202%（当时美国的银行是以账面价值120%的价格出售）。新的所有人希望通过快速扩张收回投资。与此同时，由于对准备金的要求取消，存款出现增长，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国外借款也推波助澜，银行帐面资金十分充裕。

此时墨西哥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绝大部分的国外借款以美元计算，这使得银行极易受汇率变动和外国投资者看法变化的影响。银行对潜在的威胁毫无察觉，反而向许多没有美元收入的企业提供美元贷款，还在不具备对客户进行信用分析技能的情况下贷款给那些低信用客户，结果造成了巨大的信贷风险。事实上许多墨西哥公司已经陷入困境，1994年危机前夕，墨西哥的银行以市价评估的贷款组合价值，损失达到250亿美元——足以抵销银行系统的全部净资产。随着政局不稳定和美国利率上升削弱投资者对墨西哥的信心，钉住汇率最终瓦解，危机正式爆发。

1994年墨西哥还举行了一次大选。这显然不是一个竞选的好年头，竞选期间一位支持率处于领先位置的候选人遭到暗杀，同时恰帕斯地区还爆发了叛乱，进一步破坏了投资者的信心。利率和外债还款飙升，信贷枯竭，大批公司破产。

四、危机的一般规律

按照传统认识及众多学术文献的观点，许多人认为金融危机难以预测。由于引发金融危机的原由有多种，因各国国情、文化及政治的不同而各异，因此应对危机的生存战略也难以预先制订。上述结论使货币管理官员以为，在金融风暴爆发前，我们根本无法对其各项因素进行认识、防范和管理。

对此我们不能苟同。根据经验，我们认为对各国而言，危机的征兆是相同的。我们经常会看到某些公司、甚至整个经济部门年复一年地始终在破坏股东价值，结果埋下了金融危机的祸根。我们也经常发现银行系统在基础面上是十分脆弱的，尤其是在一些新兴市场。新兴市场的银行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如果和其他波动性较小的资本市场相比，则过于突出。这些脆弱的国家金融体系与全球资本市场的连接效率经常非常低下，增加了所有借款人的本地资金成本。我们经常会发现公司治理水平低下、会计制度和透明度不足等问题。此外，我们总能发现金融监管机构缺乏必要的技能和政治独立性，无法有效开展工作。各国金融体系比较脆弱，而且往往在未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即与全球资本市场接轨，大量资金在误导的假定条件下流入，加大了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地区之间或国家之间固然存在差异，然而兴衰之势还是有其共同模式的。具有远见的领导者能够洞察危机，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在危机爆发前后从战略高度管理危机。

（一）危机的酝酿阶段，大体上可以从三方面分析：

实体部门中经营水平低下的企业。实体部门的价值损失是发生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我们所见过的大多数情况下，实体部门在危机发生多年前就遭受经济损失了。同时，为这些企业提供资金的金融中介的贷款风险也在逐步——有时甚至是迅速地——上升。以韩国为例，在发生危机前的十五年，只有四年企业能够负担税前债务成本，整个国民经济中只有电子和钢铁两个行业在创造价值，其他部门的资本效率都十分低下。在墨西哥，危机发生前四年间的情形更加令人沮丧，只有电信部门获得的回报高于其税后债务成本，而且这还要归功于墨西哥电话公司（拥有长途业务垄断控制权）的巨大影响。

对此问题，各国政府提升企业业绩的态度一致，实施的方法和手段却不一。在墨西哥和阿根廷，经济改革将市场竞争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业绩不佳的企业暴露出来。结果，许多企业陷入了更加急剧的下滑中，这正是痛苦但必需的自由市场疗法。而在日本、韩国、泰国、印尼等国家，企业在政府的庇护下部分避免了外国企业的直接竞争，但却因传统的产业结构和政策不当而遭到损害，这种政策鼓励对关键行业部门进行过度投资，实行的保护主义对国内企业造成了麻痹，拖延了企业进行必要调整的时间。同样，在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政府对经济进行了几十年的干预，实体部门深受其害。归根结底，实体部门业绩不佳是由经济的封闭性所致，只有这样的经济能够容忍指令性放贷、缺乏真正的竞争以及企业智力水平低下等现象。

银行的旧游戏与新游戏。在经济全球化之前，银行业旧有的游戏方式是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中将资金输送给企业。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中，银行对放贷的对象、项目和利率几乎没有选择余地。银行的作用是建立一个存款的基础，将资金借给政府和经济中的战略部门，且经常按照政府或银行所属集团所有人的指令行事。银行并没有认识到自己也是风险承担者——毕竟它们的债务人极少、甚至根本没有面临竞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允许”破产。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银行都乐于与政府合作，有时甚至感觉自己就是一个政府机构。

然而，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环境。随着进入壁垒的消除和相关法规的修订，银行的放贷限制被大大放宽，可以自行决定对象和金额，同时外资银行加入了对其原有放贷对象的争夺中。几乎一夜之间，银行的游戏规则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机遇与风险同时降临。多数银行不能适应这一新的规则。由于信贷技能薄弱、风险管理意识缺乏以及其他众多因素，对于越来越不稳定的企业实体，银行不仅不停止对其贷款，反而继续增加——甚至是大幅增加贷款量。有些银行则避开自己具有专门技术优势的领域，转向高风险的对公贷款和消费贷款，导致坏账激增，业绩开始被损害。随着银行业绩不断下滑，海外贷款继续流入，银行体系逐渐变成了纸牌搭成的房子，危机的侵蚀渐渐从实体经济深化到金融层面。

与此同时，危机的跨国传播渠道也开始形成。例如，韩国很多商人银行为高额回报所吸引，利用短期资金积极参与泰国和印尼的房地产投资，但它们缺乏基本的对冲技能，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承担的隐含风险。使问题更加复杂的是，韩国的许多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为这些商人银行及其海外业务提供了担保，使得风险水平在各部门乃至各国间不断升高，并存在交叉流动的可能。

进退两难的监管体系。危机酝酿时，监管者未能发现金融体系正在出现的失衡现象，抑或未能迅速采取行动及时阻止灾难发生，这种监管失效的深层根源在于监管系统的结构性缺陷。即使是在发达的经济体中，银行监管也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监管者按资历而不是业绩获得提升，其薪酬与其提供的服务并不匹配，因此很少有人在工作中追求卓越表现。此外，有些国家的监管者与被监管的银行领导人属于同一个内部人组成的圈子，监管力量往往被约束。最重要的是，监管者极少由于取得成功而得到称颂，却常因为工作不得力而遭到诋毁。银行系统的持续稳健运行无法诞生英雄，系统一旦崩溃却会使很多人成为祸首。这就导致新兴市场中历来缺乏优秀的监管者。

当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危险开始袭来的时候，监管者面临痛苦的两难境地：很多银行通过相互贷款和交叉担保联系在一起，使得联系性增强而实际上的风险集中程度更高。一家银行倒闭，就有可能搞坏整个银行系统的可信度。因此在多数情况下，关闭一家大型银行就等于断掉经济的资金供给，这会扼杀许多要靠贷款才能完成经营预算的企业。此举会破坏这些企业向其他银行偿还贷款的能力。而银行也有压力，银行信心下降导致放贷金额的减少，同时损毁了银行的信誉，这样便会引发监管者极不愿看到的危机。因此在面临危机时，监管者往往顾虑重重，各种利益纠葛使他们左右为难。就在他们举棋不定的时候，危机已经发生了，所以看上去他们的反应就是无所作为。

（二）危机发展的实质性阶段，会在宏观经济政策和外来冲击引发危机时到来。

宏观经济政策（设定汇率和财政政策）决定危机发生的时间和规模，而外部冲击则成为危机的触发因素。在众多因素的推动下，国家一步步地陷入危机的漩涡。

钉住汇率与币值高估：在造成金融风暴的“大气条件”中，汇率也许是最直接的触发因素。实际上，如果按照货币的定义，任何“有管理的”汇率都是对货币“市场价格”的扭曲。如果存在钉住汇率的安排，就会加剧扭曲的状况，进而影响资源配置。在钉住汇率制度下，每一个经济的参与者都在严密关注汇率，试图从中发现疲软的最初信号，以此评估制度本身的可信性和可持续性。因此政府在坚决捍卫货币稳定的同时，背上了沉重的经济管理和公共关系负担，极有可能在不堪重负之际对汇率进行突然的重新定价。

在很多案例中，国内相对疲弱的实体经济无法与货币制度的要求同步，导致货币在危机发生前就已经被认为是高估了，商品交易部门失去竞争力，不能与选择钉住的货币（如美元）保持一致。维持此政策的时间越长，货币供需的扭曲程度越大，汇率的高估程度也越大，实际汇率必然下跌。

利率捍卫汇率：为了捍卫下跌的汇率，大多数政府会首先收紧利率，进而动用外汇储备。此举虽有利于提高对货币的需求，进而支撑起本国货币估价，但也会产生实体经济部门实际支付提高、经济活动总量减少、投资下滑的负面影响。

这种下滑会给银行带来三个方面的不良影响：首先，经济放缓会减少对银行贷款的总需求，银行新增贷款会发生萎缩；其次，企业和个人投资回报减少，银行不良贷款数量增加，未偿贷款的盈利性也会下降；第三，货